无足轻重的我，为什么会加入集体行动？| 名家讲座

无足轻重的我，为什么会加入集体行动？

（原标题：集体行动中的齿轮：在2022年Johan Skytte政治学奖典礼上的讲座）

Cogs in Collective Action: The 2022 Skytte Lecture

 演讲者：

Robert E. Goodin，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杰出哲学教授，他的工作围绕政治理论和公共政策问题。Goodin最近出版了《永久优势：结构性不公正的机制》（Perpetuating Advantage: Mechanisms of Structural Injustice, 2023）一书。他荣获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比较社会研究Stein Rokkan Award（2009）和Johan Skytte Prize in Political Science（2022）。

Goodin是《政治哲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的创始编辑、《牛津政治学手册》（Oxford Handbooks of Political Science）的总编辑以及剑桥大学出版社系列丛书《制度设计理论》（Theories of Institutional Design）的创始编辑。

本文是2022年Johan Skytte Prize in Political Science于2022年9月30日发表的讲座。

译者：

焦磊，山东大学

引文格式（MLA）：

Goodin, Robert E. “Cogs in Collective Action: The 2022 Skytte Lecture.”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 21, no. 4, 2023, pp. 1399–405, 

“可以通过多种不同方式激发集体行动。在这里，我指出了一个新的、也许令人惊讶的方法：实际上，通过告诉人们该团体是强大的并且有可能实现其目标，正是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是其中一个无关紧要的、可互换的部分。鉴于人们渴望成为获胜团体的一部分（即使是冗余的一部分），这可能成为人们加入集体行动的强大动力。”

引言

（The Peterloo Massacre, 1819）

考虑一下这张图片（图1）。那是在1819年，地点是英格兰北部的曼彻斯特。当时举行了一场大规模集会，旨在敦促扩大选举权范围。这是一场规模庞大的集会，参与人数达到6万至8万人。按照今天的标准来看，这个数字可能不算很多，但在当时却是一个巨大的数目，几乎占到了大曼彻斯特地区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市议会感到恐慌，于是召集了义勇骑兵队。而义勇骑兵队也惊惧失措，对人群发起冲击，马蹄下践踏民众，剑刃挥砍造成人员伤亡。事件导致17名男女老少死亡，超过500人受伤。新闻界立即称这一事件为“彼得卢惨案”（The Peterloo Massacre），“彼得”是因为事件发生在圣彼得广场，“卢”则是对几年前拿破仑帝国野心被粉碎的滑铁卢战役的暗指。然而，究竟谁的“滑铁卢”，则是一个有待解答的问题。市议会议员们认为并希望，这标志着“扩大选举权”诉求的终结。然而，选举改革的支持者却将受害者视为烈士，并加倍努力推动改革。各种艺术家纷纷响应这一事业。其中，珀西·比希·雪莱在1819年写了一首纪念该事件的诗歌《暴政的假面游行》（The Masque of Anarchy），这首诗有时被誉为英语中最杰出的政治诗作。在关键的一节诗中，诗人号召大众：

Rise like Lions after slumber（如同醒狮从沉睡中崛起，）

In unvanquishable number—（你们应以不可战胜之数挺身而出！）

Shake your chains to earth like dew（将束缚你们的锁链抖落如晨露，）

Which in sleep had fallen on you—（那曾趁你们酣眠悄然降临的束缚：）

Ye are many—they are few.（你们人多势众——他们寡不敌众。）

这些论述直指本次讲座的核心问题。究竟如何激励大众如雄狮般奋起？我们深知集体行动在政治上具有重大意义，它是革命的基石，是争取公民和政治权利的方式，也是对抗物种灭绝运动的关键，尤其是对于我们自身的生存而言。但是，如何激发人们参与集体行动呢？为什么画面中的普通人应该参加集会，明知选举权是否得到扩展与他们自己是否出席无关，并且明白一旦参加就有可能遭到骑兵的镇压？

搭便车和选择性激励：一个错误的开始

这些经济学家和紧随其后的政治科学家认为他们明白为何让人们参与集体行动是困难的。在此基础上，他们认为自己掌握了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在他们看来，问题的核心在于“搭便车”现象。如果一项集体行动旨在追求公共物品（即一旦有人获得，则所有人都可以享用的物品），并且参与其中需要付出成本，那么人们为何要为可免费获取的事物付费呢？。鉴于此问题，政治经济学家提出了一种解决方案——“选择性激励”。也就是说，为那些参与集体行动的人提供专享利益。

例如，考虑一个工会组织。单纯告诉工人加入工会可以协商提高全体工人的工资是不够的，因为无论是否成为工会成员，所有工人都将享受到相同的加薪待遇。为了吸引人们加入工会，就需要为工会成员提供独有的、如每年减少200美元人寿保险费等这样的选择性激励。

当然，搭便车现象有时确实是问题所在，而选择性激励也确实能作为某些情况下的解决之道，但并非总是如此。让我们继续以工会为例。假设工会号召罢工，参加罢工的工人每周会因罢工而损失1000美元的工资收入。一方面，加入工会可以让他们每年节省200美元的生命保险费用；另一方面，参与罢工则意味着每周面临1000美元的工资损失。按照政治经济学家提出的基于“选择性激励”的集体行动模型，前者应能激发后者的行为。然而，这种逻辑如何能够成立呢？实际上，在计算上难以解释两者之间的关联。

总之，尽管免费搭乘和选择性激励可能对集体行动的部分分析具有一定价值，但它们并未提供一种全面且完全普适的集体行动分析框架。

无足轻重主义的诅咒

他们内心深处必须明白，选举权是否得以扩展并不取决于他们自己是否参加这次集会。即使他们认为扩大选举权极其重要，但如果他们几乎可以肯定自己的参与不会带来任何改变，为什么还要承担成本（比如冒着被义勇骑兵冲撞的风险）呢？当然，有一些我们熟悉的逃避“无足轻重主义诅咒”的方法。这些解决方案在一定程度上是有价值的，但它们远非解决集体行动激励挑战的完整答案。

首先，一种常见的逃避方式是诉诸非理性（或“一厢情愿的思考”，实质是一回事）。也许有人不顾所有证据，坚信自己的出席将对选举权的扩展产生决定性影响。这种信念无疑是荒谬的。正如机智的H. L. Mencken（1922）指出：“没有人因为低估美国公众的智慧而失去过金钱或职位”。因此，我们不能完全不假思索地摒弃这种“疯狂”的解释。然而，很难相信它能解释所有人（甚至很多人）参与集体行动的原因。

第二种常见的规避无足轻重主义诅咒的方法是诉诸身份政治。实际上，它提供了一种关于“对于什么而言有意义？”的替代解释，即通过行动来确认自我身份（而非改变更大的政治结果）才是所追求的意义所在。回想一下1956年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公交车抵制运动，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黑人居民拒绝乘坐种族隔离的公交车。假设你拦下了一个顶着炎炎烈日、走在尘土飞扬道路上的黑人，并问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想象你自己说：“显然，你个人是否乘坐公交车，对废除种族隔离运动的成功与否没有任何影响”。然后想象你的对话者回答：“是的，我对此并没有幻想。这正是一个黑人该做的。当金博士（译者注：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呼吁黑人抵制公交车时，作为黑人，我自然会响应抵制”。显然，有些参与集体行动的情况就是这样。蒙哥马利公交抵制运动可能就是其中之一。但并非所有情况都是如此。

首先，一些（有时甚至是许多）集体行动参与者并不能主张具备这样的身份认同。继续以民权运动为例，回忆一下1964年在密西西比州被3K党杀害的三位自由乘客：仅用“这就是黑人做的事”无法解释两位来自纽约的白人参与者的动机。即使人们开始认为自己是“那种敢于对抗这类事情的人”，这种自我认知往往是在他们最初决定参与集体行动之后的结果，而非原因。如我所说，这种“身份”解释可能适用于某些案例，但并非所有参与集体行动的案例都适用。

集体行动中的效能感

我将提出一个关于人们为何参与集体行动的新颖解释，其中的关键正是通常被认为阻碍激励人们参与集体行动的“无足轻重主义”。首先回顾一下我们通常认为“无足轻重主义”为何成为集体行动的障碍。数十年的调查研究表明，一个人的“效能感”与其参与集体行动或更广泛地参与政治活动的可能性之间有强烈的关联。如果你觉得自己无法产生影响——即感到无效能——你就不太可能参与其中。这正如我所说，是一个熟悉且被广泛接受的研究发现。

但这个“效能感”的故事仅讲述了其中一半，也就是“个体效能”。另一半较少被政治科学家关注的故事则与“群体效能”有关。尽管对此方面的研究同样扎实有力：你越是认为一个群体有可能产生影响，就越倾向于参与该群体。此外，即使控制了个人对自身个体效能的感受，这一规律仍然成立：并不仅仅是因为你觉得加入群体就能对该群体的有效性产生决定性影响；即使撇开这一点，当人们认为一个群体很可能具备高效能时，不论他们自己是否实际参与其中，他们也更愿意参与到这个群体中去。

与成功者为伍

这是我关于集体行动动机的替代性分析的第一条基石。人们喜欢与胜利者为伍。这不仅是因为调查研究者的观点，也请考虑一下我们日常生活中更贴近的经验。例如，思考对体育团队的支持行为。人们对赢家的支持尤为强烈。统计学家报告显示，一支棒球队在一个赛季中胜率下降10%，可能导致下个赛季其比赛观众人数下降6%至12%。此外，这种“支持赢家”的动机常常被组织更具政治性质的集体行动的人士所利用。举个例子，在1963年马丁·路德·金领导阿拉巴马州伯明翰市废除种族隔离运动时，他曾对他的追随者们说过这样的话：“有人书写历史，有人创造历史，有人亲身经历历史。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多少人能够撰写历史书籍。但你们确实在创造历史，并且正在体验历史。你们的行动将使未来的史学家有可能写出精彩的篇章。” 金博士告诉他的追随者，他们支持的是胜利者。

最后，学术观察者们已经注意到——尽管通常只是顺便提及——“支持赢家”和“创造历史”作为参与集体行动的动机。例如，Russell Hardin（1982, 108-109）评论道，在民权运动高潮时期，这是一场不容错过的经历，就像1943年一个二十岁的美国男性可能因为参战可能是他那一代男性最重要的经历而加入武装部队一样。即使他们中没有任何人能想象自己的参与会对整个事业的成功产生决定性影响，但他们每个人都因成为成功创造历史的集体行动的一部分而感到满足。更普遍地说，Brian Barry（1978, 30）指出，“没有人喜欢感觉自己在浪费时间……如果某个事业看起来有可能成功，相比它看似绝望的情形下，人们可能会对其投入更多热情。”简而言之，调查研究、体育类比以及社会运动领导者和学术观察者的评论都指向了相同的结论：人们喜欢与胜利者为伍，且这种倾向独立于他们认为自己与其结盟会帮助他们获胜的想法。正如我所说，这是我的论点的第一条支柱。

冗余提高群体效能

我的第二个观点是，如果一个运动拥有大量多余的、可以互相替代的成员，那么这个运动就更有可能取得胜利。即使其中任何一个成员被除掉，其他成员也能顶替他的位置。这些成员就像讲座标题中的“齿轮”一样。在军事事务中，我们早就知道“可互换零件”的价值。让我们回到1785年，当时 Honoré Blanc 向聚集在文森城堡的一群杰出人物首次展示了批量生产的步枪的优势。他拆解了50支步枪，混合了各部件，然后又组装了50支完美的步枪。法国军队在城堡里为他设立了一个车间，用他制造的步枪供应军队。一位新来的外国观察员、驻法大使Thomas Jefferson也出席了那次展示，他抓住了这个想法并将其引入美国。后来在马萨诸塞州的斯普林菲尔德和现在的西弗吉尼亚州的哈珀斯费里设立了联邦军械库，储存了这种标准化的步枪。

如果我们用现代的比喻来说明，那么在船舶、飞机或太空船的设计中，多余的、备份系统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如果主系统出现故障，那么这些多余的、备份系统就能接管，从而极大地提高了飞行器的安全性和可靠性。从后见之明来看，如果事实证明它们不需要，那么我们可能会称它们为“多余的”。但在事前，这些备份系统绝对不是多余的，而是绝对必要的。如果没有它们，人们就不会登上太空船或飞机。

成功的集体行动同样需要多余的、备份的“齿轮”。当然，他们也需要备份领导人，以防现有的领导人被除掉。例如，马丁·路德·金总是强调自己是可替代的，并且即使他不在了，民权运动仍将继续。在蒙哥马利公交车抵制运动期间，当他的住宅遭到炸弹袭击时，金博士出现在自家门廊上安抚焦虑的人群，他表示：“我想让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人都知道，即使我被阻止了，这场运动也不会停止。如果我被阻止了，我们的工作不会停止”。那天晚上，金博士结束讲话时说：“记住，如果发生任何事情导致我不在了，会有其他人接替我的位置”。

像马丁·路德·金这样的社会运动领导者通常会竭力强调他们是可替代的，是运动中完全可以替换的一枚齿轮。但这不仅仅是领导者。集体行动中的基层成员也常常对这一事实有着敏锐的认识，即如果有需要，有很多人可以并愿意接替他们的位置，这让他们感到安心和鼓舞。这种冗余增加了运动的力量，有助于确保其成功。以下是来自霍华德·津恩关于美国民权运动中一个著名组织——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NCC）历史的一个相关故事。

在佐治亚州Lee县……一位名叫James Crawford的黑人青少年加入了SNCC，并开始带领黑人们前往县政府大楼进行投票。有一天，他带着一位女士来到那里时，遇到了副注册官。另一位SNCC工作人员记录下了他们的对话：

注册官：你想要什么？

Crawford：我带这位女士来这里是为了登记投票。

注册官：你为什么要带她来这里？

Crawford：因为她想成为像你们一样的头等公民。

注册官：你有什么资格带人来登记？

Crawford：这是我的工作。

注册官：假如你现在脑袋里挨两颗子弹怎么办？

Crawford：反正人总有一死。

注册官：如果我不动手，我可以找别人来做。

Crawford：（没有回应）

注册官：你害怕吗？

Crawford：不怕。

注册官：假如现在有人从门口进来，向你的后脑勺开枪，你会怎么做？

Crawford：我不会做什么。如果他们朝我后脑勺开枪，世界各地都会有更多的人前来。

注册官：什么人？

Crawford：我为之工作的人们。

James Crawford所表达的意思是，有很多人可以替代我，这让我们变得更强大。对于集体行动的基层成员和领导者来说，冗余是非常宝贵的。它增强了运动的力量，增加了运动成功的可能性。因此，出于这个原因，参与这场运动变得更加有价值。

集体行动的齿轮理论

现在是时候将我论述的两块基石紧密联系起来。第一块基石指出，人们喜欢与更有可能成功的群体建立联系。第二块基石则表明，一个拥有大量冗余、可互相替代成员的群体更有可能成功。因此，“无足轻重主义”从个体效能的角度来看可能是一种“诅咒”，但从群体效能的角度看却是一种巨大的优势。鉴于人们确实喜欢与赢家——即更有可能具有实效性的群体——为伍，他们自身的无足轻重性通过提高群体的成功概率，反过来成为他们参与其中的激励因素。这无疑是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结论，尽管如此，深刻认识到每个人都是完全无足轻重的这一点，能够以一种曲折的方式促使图片中“彼得卢惨案”中的每一个普通人参与到集体行动中去。

从规范角度看，我们可能会对这一发现有所犹豫。当然，找到激励人们参与道德上值得推崇的集体行动的方法是件好事，他们的参与非常重要，许多道德上至关重要的事情若没有他们的参与就无法实现。但并非所有的集体行动都必然指向道德上值得追求的目标，有些甚至旨在达成道德上应受谴责的目标。即使那些并非故意追求道德上令人厌恶目标的集体行动，如果无视其后果进行的话，也可能受到道德批评。鼓励人们因为自己无足轻重而参与集体行动，可能被视为在鼓励这种道德上的失败。

对于更具规范倾向的人来说，他们很可能会寻求修正这一关于集体行动的解释，使其在道德上更为适宜。然而，从经验主义角度来看，不幸的事实是，很多集体行动实际上在道德上是可鄙的。社会科学家显然也需要能够解释这类集体行动。因此，我的集体行动机制理论的一个实际优势在于，它能解释为何人们会参与到各种类型的集体行动中，无论好坏。考虑到需要解释的集体道德失误非常多，理解人们的集体道德失误无疑具有重要的社会科学研究价值。

编辑：焦    磊

一审：郭瑞涵

二审：张    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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